江西作家刘建华的长篇小说《天宝往事》，是中国文坛近年难得一见的中国后近代时期乡村社会写实作品，作者站在中国十九世纪末的社会角度，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眼光，将 “家国”命运一体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从而使这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后近代时期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个样板式缩影。作为语言文学，它所蕴含的文化符号，在给读者以强烈的文学通感体验的同时，于当下现实还具有两重积极意义，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本体的真实认知，二是对改革或谓改良及 “家国”复兴之梦的启示。我们知道，文化的极简概念就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描述与表现，而社会、国家、家族则是人群存在于历史和时代中的平台，这个平台展现的一切物质、制度、风俗、价值观等等现象，最终都凝结为文化的形态。《天宝往事》借助文学载体，运用独具特色的语言符号，采取传统的中国式叙事手法，对十九世纪末江右名宗刘氏家族的生活进行了再现，至少从文化上完成了中国式 “家国同构”的历史演绎，并达到当代同类作品中的最佳叙事状态。

             刘建华小说研讨会，省文联主席、著名作家刘华主持

    文化符号解构之一：“耕读传家”。《天宝往事》整个背景和故事，可以说是当代关于晚清乡村社会题材中全国首部还原性写实作品。天宝古村刘氏家族，源于南唐名士刘式，以刘式的“墨庄”别为堂号，南宋末年刘式后裔刘椿大姑苏巡检秩满，留居辛会聚族而居，衍为江西望族，历代科宦迭出，清代帝师朱轼曾题“江省名宗”以赠。“墨庄”二字，便铸就了天宝刘氏家族的精神之魂，“耕读传家”于是成了刘氏族人遵循的不二祖训，也曾成就了刘氏家族的辉煌和荣耀，以至全村处处显现出 “绿野有秋皆稼穑，青灯无夜不读书”的景象，中国的儒家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最原始本真的体现，这也是刘氏家族“以农为本，诗书传家”的耕读文化价值取向的生动写照。而以大六爷、老芳爷、刘开柏为代表的儒家正统维持者就是其中代表。在《天宝往事》中，“耕读传家”作为农耕社会中国文化特定的认知符号，也养成了它的文化顽固性，这就是重农抑商崇科宦，正如小说描述的“刘家子弟只事耕读，不许经商，如有僭越，逐出族门，生不得冠以刘姓，死不许归葬祖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文化中重农抑商观念最终成为了一种文化痼疾，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意识。小说结尾时得知满清废科举后，族中寄终生希望于乡试的考生们扎堆儿跳塘或发疯，这个情节更是一个对“耕读传家”的无奈讽喻。也正因为有了这种传统桎梏，当时代转型时，乡村社会所形成的旧的价值观念就再难以适从时代，家族的维存也面临挑战，家道中落成随时可能。这样，各种家族矛盾的激烈冲撞成为必然，由此也引发了小说的正题：穷则思变，改良变革，发展经济，开拓实业，这正与当时的国情有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维新思想，或者可视为是维新思想开始深入乡村社会的一种体现。而秀珠的做纸棚、办庄号、走南洋，正是晚清中国社会现实在动荡中转型的一个生动诠释。《天宝往事》对近代乡村社会写意价值所在，不仅是文学的，更在于其历史认知意义。

    文化符号解构之二： “家国同构”。《天宝往事》时代背景，虽然处于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但家与国的同构状态仍然是当时的宗法主流思维，其核心价值体现为忠与孝，其表现形式在小说中则更多地体现为“礼”。如秀珠婚嫁、芳老爷葬礼、族人出行祭告场面及五服不乱现象，读者可实实在在如临现场般亲身感受到它对纲常维系的重要作用，这于中国社会传统秩序的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于华夏文明的传承也不无价值。家是国之基，民生决定国运，如以当下一些人的认知来轻意加以否定，其实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而作品中刘氏家族的忠孝节义，其引申出的 “家国”观念，在刘家玉身上特别明显，这也是封建士大夫的共同特质。正如刘开柏评价刘家玉所言：“无论经受什么折腾变故，他对家国、对苍生百姓的担当都是不会改变的！”小说中凡涉 “家国”或“国家”述语凡三十六处之多，其中绝大部份出自刘家玉的对话。这个时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朝廷命官，桂平治吏劝农、平江兴矿造纸、岳州减赋轻徭，无不以 “家国同体”观念行事，尽管因“另类”为腐败官场所不容也然。他之所以敢于打破旧规倾全力支持秀珠做“女雷公”，除却情感因素外，也是始于一室一族不兴何以天下家国兴的胸臆。其互为映衬的秀珠创业，则以家族实业形式诠译了基本的 “家国”观念。如果说，刘家玉的思想，是一种自觉的、形而上的 “家国”复兴理念，那么秀珠则属“家国”情怀之形而下的家族复兴具体实践。秀珠一介女流，大道理上，可能根本没有“家国同构”的概念，她只想通过做纸业振兴家族、改善经济、造福族人，不惜以香玉之身圆家族之梦，而正是这种朴实践行和实业振兴精神，展现了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另一面，即敢于创新变革的思维与胆识。作者在小说中，有意或无意设置了刘家玉与李秀珠两条叙事主线，更突显了作品“家国”理念的思考与时代社会思潮的再现。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天宝往事》于当下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与警世意义。“家国同构”与民族复兴，说到底，是一种国民文化理念，也是中国的传统精神，尤其是贞观之治以来，这也是中国士大夫与百姓共同追求之梦，而当下国民失缺的正是这种理念与精神。《天宝往事》通一个家族的圆梦，为中国梦展现了历史的社会的文化根基，正能量不言自明。

            《天宝往事》一书首发式在故事的原发地天宝古村举行

    文化符号解构之三：“海上丝绸”之路。无独有偶，《天宝往事》与当今社会发展理念也有个不期而遇的主题同构，这就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将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简称“一带一路”，这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的江西在开放型经济发展升级上带来重大历史机遇。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种借称，实指海外贸易，其暗喻的是大汉威仪与大唐之繁荣，是复兴之梦。“海上丝绸之路”江西最具历史文化根基，甚至可直呼就是“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茶叶、夏布等也是江西历史上的外贸大宗产品。然而，正如作者笔下的历史事实是：海外贸易与陶瓷齐名或排第二位的应是江西的土纸，即便在清初实行海禁时，土纸仍从“弛禁”口岸大宗出口东南亚。而中国土纸以天宝为最佳，北宋时苏东坡就到过天宝龙洞访纸槽。宜丰及相邻的万载、奉新县，在明清时期成为中国最重要土纸产地，造纸业极为发达，产业工人有数万之众，汇集本省及湘、鄂、闽、浙、皖数省棚民，数百年间宜丰境内灰客、纸商如过江之鲫，天宝集市更是商贾咸聚，“三街六市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气象，一拨一拨的吴城纸商像候鸟一样，纷纷奔拥到天宝 ‘相纸’来了。蜿蜒的耶溪里，一只只小帆船都向九岭大山深处逆水而上；宽阔的官路上，一辆辆马车尽朝物华天宝飞驰而来。”——这是作者对当时盛况的真实还原。

天宝土纸外运，其陆路通过驿道分走湖北、湖南、岭南，岭南再到澳门、香港等地区；水路则从天宝耶溪入锦江到鄱阳湖重镇吴城，再装船下长江出海口，运往新加坡、日本及东南亚国家。“上千只满载宜丰天宝上好土纸的小货船排好整齐队伍，把宽阔河面挤塞得满满当当，一川江水，已然船舶路径。一阵经久不息的爆竹轰响，船队开始缓缓移动。一时间千帆竞发，浩浩荡荡，顺江而流；待一会船行加速，竟如一条飞龙腾云而去。”——《天宝往事》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江西起点找到了另一个与陶瓷同等的历史依据。

    文化符号解构之四：社会风情多元性。《天宝往事》虽然叙述的只是一个家族的故事，但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却关联着整个时代的社会现象，所显示的文化符号除上述几大重点外，还有诸多社会缩影在其中，如刘开柏办培根书院、拐子秀才送子留洋，反映了西学渐入、率风气之先的情景；秀珠顶纸绷、开庄号、银票通兑、实行股份制、拐子举人购造纸机器，则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开始进入一种较为成熟的资本运作，既是对明以来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终结状态信号的透露，也是对中国将转入现代社会的预示。

《天宝往事》虽然人物故事众多，但作者通过文本结构将这些都放置在确定的关系之中，因而也使人物命运更显跌宕且合乎规律，达到了社会生活本源上的“真”。

    细读《天宝往事》，处处珠玑，如在民俗风情的描写上，可谓是全景式的展示；其儒家文化本体思想对民众的入髓影响，随时可见；人物塑造，那怕一个小小人物如蟋蟀儿信手拈来廖廖几笔就活脱脱如现眼前；关乎爱情，尤其是秀珠与刘家玉的情感，干净而让人感动无语；人性描述遵循自然不带任何主观性，随故事发展而让人性自然展现。等等，这一切，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尽显大家手笔。

    概而言之，《天宝往事》以文学的形式，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展示了特定背景下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中国近代史后期乡村社会风情的全景式写意书。从这个意义上说，堪与十九世纪法国作家左拉的《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之第一部《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命运》相比较，他是以自然主义手法和客观记录现实的态度，描述了当时他所能接触到的法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马克斯甚至称其作品中所提供的历史材料比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等合起来所提供的还要多。如果不带观点，仅以文学的平等讨论来平视《天宝往事》，文本结构及人物语言或许更具特色，作家刘建华笔下所提供的中国文化元素，足可以拓展出多方位的材料研究。所不同的是，《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命运》更多的是反映城市生活，《天宝往事》更多的是乡村叙事；左拉的批判现实主义只是揭露却让人看不到出路，多带有宿命论色彩；刘建华小说则是一种带有积极反思的批判现实主义，她让人们看到了复兴的新希望，一如小说的结尾：

    “枯梅老树无花无叶，光秃而疏朗，衬着新崭崭银白天幕，像极了一幅黑白水墨画。但是，因有几只鹊儿撒欢喧闹，两人心里都有所触动，竟从这些黑白线影之间，看出一场轰轰烈烈的人间热闹繁华来了。 ”

 (《天宝往事》是有江西美女作家之称的刘建华创作的长篇叙事小说，是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省文联2013年度文学精品工程重点图书，获江西省优秀长篇小说征文第一名，是江西省委宣传部推荐参评中宣部第十三届“五个一”工程奖作品。）